老杨头在文中所提到的奥巴马的事例，认为奥巴马将失误变成美谈的原因是奥巴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但是，这个真的只是因为奥巴马的个人觉悟比较中国的官员高吗？个人认为不然，关键点还是美国的制度。奥巴马的权力来源是美国人的选票，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要取悦选民，而知错认错是取悦选民的一大法宝啊，尼克松和克林顿就是两大反面教材了… 而中国的大小官员们能在官场中沉浮打滚那么多年，察言观色的本事估计不是奥巴马所能比拟的，当然对象都是上头—-权力来源了。所以本人不惮以最邪恶的想法去猜测任何一个中国官员在美国当官都会知错认错滴….
这个涉及了两点，第一，官员的权力来源问题；第二，权力来源的喜好问题。而这两点来说，都与官智无关，前者是制度问题，后者是民智。而老杨头说到开启官智，不就是要提高官员个人素质嘛，无非就是让官员们认识到“世上最高的道德品质不是永不犯错（根本就不存在），而是知错就改的道德勇气”，这个看上去是很好的愿望和比较容易实现的理想。然而，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有点太那个了，与期望包龙图的想法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人的语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映。语言反过来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
启程前我们说一帆风顺马到成功，结婚时我们说永结同心白头到老，过生日时我们说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酒店开张时我们说开业大吉财源滚滚，遇见杨衡均时我们说，老杨头，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
老杨头困惑了，我真的这么招人恨？不仅主席的拥护者们这样说，连民煮派朋友也这样说，平民百姓这样说，官员朋友也这样说，网民们这样说，连“懂法律”的律师朋友也这么说。什么人该被抓起来？坏人，罪犯，恐怖分子，这三样老杨头都不沾，可是他“搞政治”。
每当“国庆”“党的生日”等“敏感日”，人们会念叨:老杨头估计最近危险了，现在满街都是戒备的警差。老杨头更新了一篇有力道的日志，后来日志不 翼而飞，人们看后担心：这下老杨头危险了，保重啊，上面有动作了。老杨头在广州和朋友们喝了杯酒，照片放到网上—–人们看后激动万分，兴中会成立 了。老杨头去北京开了个会，人们听说后风传：老杨头进京面圣去了，估计上头注意他了。。。。就这样老杨头自己也莫名其妙，从一个无名的中年网民，“上升” 成了人们眼里“专整”对象，党的眼中沙，秦X城X监X狱未来的住户。（其实“上头”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当“谨慎”的人们谈到老杨头的时候，当谈到“民煮”“信X仰”这些词时，内心的色彩明暗度会发生细微抖动，（虽然不如暴X，分X尸，枪X毙等词剧 烈）会不自觉停顿一下，内心揪紧一下，紧张的四处张望一下，呼吸急促一下，有一种做贼一样的感觉。很多人依然认为“搞政治”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是违法犯 罪，即便不去“检举揭发”他，“绳之以法”他，也是要避而远之，闻风色变的，一个人这样，两个人这样，他们的精神能量还是飘渺的，起不了什么作用，若全民 如此，就会形成像文X革那样的一股强大的红色运动浪潮，赤龙咆哮，山河变色，产生薄书记追求的那种“深远”影响。在这种心理力量的作用下，”势”的推动 下，最后老杨头果然不负众望，从人们心中的“贼”被推举成了官府榜上的“贼”，”手机没电”了。老杨头的“没电”，并不是他“咎由自取”，也不完全是“圣 意”，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所有人的努力的结果。
言为心声。“你怎么还没被抓起来？”并不是我们口误，也不是随便说说，说明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地方，是隐约期盼着老杨头被抓的。只不过这个念头 的发源地被人们习惯了，接纳了，漠视了。老杨头的处境越危险，我们反而觉得越合理,符合了心中的“生活常识”。老杨头总不出事，越来越“嚣张”，我们反而 觉得不“正常”，支持老杨头的担心有更大的阴谋，痛恨老杨头的人呼天抢地，连说“还没有王法”了，这种人早该被枪毙。
刘小BO进去了，誊飚进去了，糖荆凌进去了，苒晕肥进去了，哎大胡子进去了，接下来，就该是老杨头了，我们拭目以待。咦，为什么你老头杨总不出 事？真是没天理了！你老杨头是不是和“上头”有联系？噢，太好了，终于失踪了！老杨头，你清白了。呜呜呜，老杨头，我们误解了你，你安心去吧，你在我们心 中永垂不朽。
一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感人至深。我们不自觉的在盼望老杨头出事——-以关心的名义。人们潜意识已经将不正常的流血现象当成了 世间的必然规律，这是反反复复受虐的后遗症。几十年来官府制造的一个个血案，已经使人形成了条件反射，使无论是爱党还是对党不满的人，形成一个高度共识 —-“搞政治”就是要被关，甚至被杀的。“有前途”的人绝对不能“搞政治”。一旦事情不符合这个党文化下的“规律”进行，反会不适应，大惊小怪，愤愤 不平，疑神疑鬼，比如希望通过老杨头的被抓验证自己的猜测，满足自己的心底深处的党文化心理暗示，猜测积累的多了，就成了期盼。期盼得不到满足，老杨头迟 迟不能入狱，仿佛还有点失落。一旦得知老杨头被抓了，心里一块石头才总算落了地。仿佛有个声音说：早该如此。期望达成，皆大欢喜。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消息表 现得情绪很稳定。
事情虽然在“意料之中”，可是却属情理之外——老杨头是澳大利亚人，抓他可不是家务事，也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国际X纠X纷，是有 可能引发战争的。再说老杨头与进去的那些人在政见上有本质区别，属于温和改X良派，统X战X部的座上宾，国际友人，千不该万不该让老杨头“手机没电”。可 是他还是“没电”了。真是太奇怪了。
就像余秋雨说的“地震里死的那些孩子有13亿人为他们祈祷，他们都成了菩萨。”（开个玩笑）在咒术学风水学上来说，老杨头被十几万人在内心里与监 狱扯上了联系，成了巨大的心理能量的众矢之的，这股强大的愿力来自四面八方，日夜不息，众志成城，老杨头无可宣泄，躲无可躲，必然出事，早晚出事。千夫所 指，无疾而死。万人所愿，“手机没电”。
如果说薄书记要我们唱红歌，那是被动的，不情愿的，而认定老杨头一定会被抓，则是大部分人的“主观愿望”。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个现象，就是党文化的一次集体大喷。
这么厉害？那么党文化是什么。是一种咒语吗？党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出生，就被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牙牙学语的第一天即开始耳濡目染。王怡说中国人无一幸免，上学时的语文，政治，历史， 其实只算一门课，党课，你不及格就上不了学，无论内心如何排斥和瞧不起那些东西，多年之后不得不发现，那些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灵魂，构成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桌 面主题，搞不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党的想法。
久而久之，我们一方面对事实无从了解，另一方面却以党扭曲了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共党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其行为，用共党的话语系统去批判党，用 党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由此形成了无孔不入的党文化，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其结果就是让早在90年代就该解体了的这个组织在党文化环境中苟延残 喘，继续为恶。同时在党文化作用下，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人类状态，直接危害到 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关心老杨头的安危，可是我们也在用党文化的变异思维为他制造着麻烦，还以为那是自己的主观愿望。
党文化具有攻击性，自保性，先入为主性，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建立起了一套安防系统，会想消灭一切对党不利的因素，主动攻击或者排斥，冷漠孤立那些与 党“保持距离”的人，以“一小撮”的名义，从而消灭他们或者迫使他们投向党。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质就是时刻想党之所想，行党之所为，个体成为党的一个细 胞而存在，并在方方面面流露出来党的倾向性。党文化在潜意识中指挥着我们，异口同声要把老杨头抓起来——-不论是出于关心他还是憎恨他，这就是集 体犯病。
在那一刻，我们失去自我，表现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意志，党。我们虽然没有唱“红歌”，可是思维方式却是与“红歌”一脉相承。
老杨头被我们送进去之后，党文化打着饱嗝却仍未餍足，有人说，如果它们敢把韩X寒也抓起来，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觉醒！就这样，韩涵也莫名其妙的被推上了消失日程表。我们开始紧张，激动的期盼着。“下一个，下一个！”仿佛法国大阁命时断X头X台下的呼声。
党文化具有庞杂的生态系统的特征，其表现为一定的“民煮伪装”性，“容错”性、“自适应”性甚至“自我繁殖”性。一个或许多物种的灭亡常常不会导 致一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党文化中一些看似简单的观念、语言和行为方式背后都有各种谎言、逻辑陷阱、似是而非的价值标准等因素的支撑。这些因素交织起来， 互相配合形成了党文化体系。一旦某一部分被揭穿，其它的部分就会自动补充，继续支撑着党文化系统的存活。因此彻底破除党文化，需要系统的论述、剖析和反 思。
1） 党文化口头禅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很翻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我不谈政治。”
“你为什么不好好生活？居然关心政治？你还年轻。”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强泉，觉 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奥八马，马英酒们，看到的只 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煮，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煮带进中国，反而成 为大陆黑暗食物链中的添加剂。短期和盲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一位台弯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民国将领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 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所谓“自由多了”的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不敢面对历史，党文化的幽灵无处不在。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X功数千人的大展示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 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害怕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 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出卖疆土的会议。有个本来要参加的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去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国十七八年了，没 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是加拿大国籍了，但 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看来党文化对人的控制具有稳定性，长久性，外在的环境和时间的变化对其影响甚微。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NINE评共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吓得手脚酸软，面部神经痉挛，巨大的恐惧感淹没了她。“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 这些‘翻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党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党文化“本能”地控制她， 产生恐惧，躲避的意识。
人们知道高压电、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 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 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 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 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象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 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马上就会被党扣上 “搞政治”的帽子。党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比强健，杀人放火更令人齿冷。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 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在这种大环境下，宣传民煮举步维艰，甚至不进反退，人们不仅不能从本质上认识民煮，反而潜意识里要把民煮小贩老杨头送进大牢， 加深了“搞政治就要进去”的党文化暗示心理。
来源：新浪博客
当年412国民党清党，缘起于共产党在北伐后面捣乱，整北伐军人的家人，仅仅因为他们有地。（共产党人从来都是红眼病很严重的没有教養的人组织起来的） 一个在国家危难关头居然可以忽视民族大义 居然可以釜底抽薪的组织，现在撑控军权及国家资源的它能在乎你的批评？
现在 “去法西斯化”已经在相关国家进行了多年，尽管西特勒那个变态已经死翘翘多年，为什么？因为人类认识到它的邪恶，人类一致认为要把属于散担的扔回给散 担！！这是一场和邪恶的战争。共产主义和忠实的共匪呢？ 我认为，不应该对共产党有任何的幻想及仁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下令逮捕破坏北伐的共产党人。在各自的史书上，共产党把这一天称为“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称为“清党”。84年过去了，尽管不少大陆学者都认为，中共破坏北伐，导致蒋介石大开杀绝，但很多中国人对4.12真相并不了解。
至今中共教科书是这样记叙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青帮流氓背叛革命，大肆镇压、杀害革命者，开始清党，这就是著名的4.12反革命政变。4.12政变以及后来长沙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
网络上流传不少帖子，讲述当时北伐军在前方打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等地搞土地革命，许多北伐军将士的家属被当做土豪劣绅斗争甚至杀害，家 财、女人被分，造成军心不稳。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突袭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抓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起获一些共产国际秘密文件，秘密文件泄露出共产党利 用国民党的内幕和真相，从而成为蒋介石们决心清党的直接原因。后来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据说就是苏联间谍而非日本特务的杰作。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给出了很多细节。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比如第154页谈到，蒋介石早年受过激 进思想影响，因而也长期赞成和拥护“扶助农工”的政策。显然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共“扶助农工”的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令蒋介石无法认可。
共产党闹革命 破坏北伐的物质和精神供给
据杨奎松透露，当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无论是在农村土改，还是城里罢工，中共依 靠的主要力量就是流氓无产者，因为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因为有传统文化在约束着人。用毛泽东的话来 说，痞子、流氓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 “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 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 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证实了这点。
这些行为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连中共元老李维汉都承认，“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 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 97—98 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 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颐，而各 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页)，
共产党出卖中国 谋取的是苏联人的利益
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北伐大业，不过最终促成蒋介石行动的，还是因为张作霖抓捕到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从所收缴的中共机密档中发现，共产党正在联合苏 联，出卖中国人的利益。中共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国民党将士的愤慨，于是直接导致了4.12清党行动。据中共方面称，仅4月12日至15日，共产党就有300 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称“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他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李大 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张作霖称他为“俄奸”，相当于百姓称的“汉奸”。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不但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还把左翼国 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获取了七卡车中共秘密档档案，里面有大量中共出卖中国，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操控中 共、分裂中国的各种证据和指令。张作霖后来找人翻译编成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
在前方爱国将领的呼吁下，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悉数执行死刑，就此点燃了4.12政变的导火线。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人！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嫌难吃就别吃，滚去吃隔壁的鸭蛋吧。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鸭蛋是好吃 ，可是不符合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胡说！我们家的鸡蛋比邻居家的鸭蛋好吃五倍！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凡事都有个过程 现在还不是吃鸭蛋的时候。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百姓：这鸡蛋真难吃。
五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蛋，美国鸡蛋好吃，你去吧！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08日 转载) (明镜网)
胡锦涛当年接过中共总书记大印之际，BBC记者到美国来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不知道胡锦涛未来会不会做什么，只知道胡锦涛过去没有做过 什么。这次，BBC要求谈习近平。我想起了当年对胡锦涛的两句话，后一句话适用于习近平，但是我对他的另一句判断，跟当年评述胡锦涛大不一样。我倾向于相 信：习近平上任之后，肯定会做点什么
胡锦涛当年接过中共总书记大印之际，BBC记者到美国来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不知道胡锦涛未来会不会做什么，只知道胡锦涛过去没有做过什么。
当时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共在“六四” 后是“破船”共同体——四面楚歌，领导人挤在这条“破船”上，谁要是轻举妄动摇晃一下，大家都可能落水，所以只能同舟共济，这些领导人都是战战兢兢，对内 对外都慎之又慎。胡锦涛处在这种情况下被指定接班，儘管他过去没有做过什么突出的事，却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人，他就是不做什么，让大家都能围坐身边，可以避 免这条“破船”不致于翻覆。 (博讯 boxun.com)
这次，BBC约写文章，要求谈一下被预定为胡锦涛接班人的习近平。我想起了当年对胡锦涛的分析。当年的两句话中，后一句话同样适用于习近平，那就 是：我知道习近平过去没有做过什么，无论他在福建在浙江在上海，他都是一个说好听点是“平稳”，说难听点是“平庸”的官员。
但是我对他的另一句判断，跟当年评述胡锦涛大不一样。我倾向于相信：习近平上任之后，肯定会做点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时迁势移，与“六四”过后江泽民时期的政治生态大不相同了，中国领导人已经不是感到自己坐在一条“破船”上了，而是坐在一艘巨型 “豪华游轮”上了，这艘“豪华游轮”装上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设备，从四面八方投来无数仰慕的眼光，在当今全球陷入经济危机的灭顶之灾时，坐在这艘豪华游轮 上的中国领导人很有“拯救世界捨我其谁”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但是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豪华游轮”呢？这就是一艘航行在凶险汪洋上的“铁达尼号”！即将接掌舵轮的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当年的处境完全不同。 他必定要有所作爲，他必须作出决断：能不能避免这艘“豪华游轮”撞礁翻覆沉没的命运？如果不能，他能怎样尽可能多地安排逃生者、减少遇难者？而他自己，是 与巨轮共存亡，还是弃船逃生？
习近平过去没有做过什么，这在当前，不重要；习近平有多少能力，这在当前，也不重要——毕竟他已经被推到了这个掌舵的位置：不论他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必须要有所作爲。
人们已经议论了三年了：习近平是否能在中共十八大上顺利接班，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眼前的悬念就是：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他是否能当上军委副主席？
如果习近平不能按照原来元老们的内定方案当上中共总书记，对于他个人和推他出来的人来讲当然不是个好消息；但这样的变故，对于中国政治的变革却是好事，提供了一个加速的契机。
不过这种期待，很有可能要落空。还是基于那个长期性的判断：中国的大变革，更可能出现在习近平接班之后。习近平接班本身不会有变故。如果有变故，那就意味著中国提前发生了巨大变动；如果中共内部没有激烈衝突，习近平就会按部就班地接过权柄。
这么预测，就在于我们瞭解胡锦涛的政治性格特徵就是谨小慎微，他难冒这么大的风险，他没有魄力来改变这个既定接班格局。排在胡锦涛目前日程的优先项目，是如何顺利交班、平安著陆，多安排一些他的人马。历史或记载他无能，但是这艘“豪华游轮”至少没有在他手里失事。
对温家宝总理最近的几次政改讲话，有人说他爲了青史留名，有人说他爲了掩盖家族的腐败，有人说是他真实心声的流露，有人说他要在下台之前最后衝 刺……不管是哪一种动机，不管他是讲的空话还是触及了实处，不管他是得到了高层同事的呼应还是沉默以对，更关键的是，它既揭示了中共现在真实的困境所在， 也说明了中国未来要成为可持续发展国家、文明国家的必然出路，而且发出了海内外民心所向的强烈信号。能否大声讲出来、能否领导中国找到这个出路，这关系到 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能否站到制高点，能否获得这一笔丰厚的社会资源，能否凝聚民心，最大限度地解决自己权力来源合法性。
温家宝明白这一点，习近平难道不明白？
现在国际上一些投资家、投机政客和学者，对中国不吝讚美之词。拍马屁者指望的是掏中国人的荷包，指望著到中国享受一些其它地方享受不到的东西，他们的讚美是暂时的。任何时代，都不缺乏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讚美之词。他们提出所谓“中国模式”，现在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解除了过去束缚中国人创造力的枷锁，包括许多官员在内的人民付出了心血汗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才打造出这么一艘“豪华游轮”。
纵观历史，不是有过很多国家经济起飞，创造了增长速度的奇迹吗？中国只是因爲人口众多、体积宠大，掘起的势头特别引人注目，也因为体制未完成转型特别令人疑惑。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负面后果，无法被成就所掩盖。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法治、规范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很多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可是与 官员家族、与精英得到的好处相比，微不足道；司法与权贵、腐败联为一体，宗教信仰被打压，宣传部完全是谎言机器，导致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更不用说， 这种增长牺牲了环境、牺牲了长远的利益，还得子子孙孙将来付代价。
习近平需要做的能做的，正是要消除30年改革的负面苦果，而不是妄谈什麽“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与其说是一种“模式”，不如说是“摸式”——邓小平话糙理不糙，中国改革就是“摸著石头过河”，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中国官员中有点脑 子的难道不清楚吗，中国这种发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仅是卖了祖宗的“田”，也将子孙的“田”也提前卖了！“摸” 到什么地方？讲不清楚！
中国“摸式”的危机，在于建立了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格局，以致“维稳”成爲各级官员压倒一切的任务。美国在反恐中受到很多批评，被认爲一些举措限制 了民众的自由，但是绝大多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感到多么恐慌。但是到中国去看看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都搞得全国、全民紧张。建国六十 週年大庆，除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队伍，首都街头竟然空旷无人。若将每年的抗议示威完整地统计、报导出来，可以说，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国家。
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没有几项産品、几种科技，能够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製造”，成了“中国仿造”，“中国僞造”，“中国滥造”，廉价産 品充斥，在世界上泛滥，不是代表一种工业文明，更无法在科技、商业上树立典范。迅速致富，只是因爲过去的基数低，在産业转移的过程中是个受益者，加上中国 人的勤奋与聪明——而这种勤奋与聪明，与“中国模式”八杆子打不著，中国人就是作爲“偷渡客”，到了异国他乡，也能很快立足、创业，在世界各地都创造奇 迹。来自福建的偷渡者，在美国东部创立的中餐外卖店，超过了麦当劳等连锁店的发展势头，人烟稀少的偏僻小镇，没有麦当劳，却会有中餐外卖店。
当局採取什么方式来应对贫富差距、社会分裂、环境破坏、伦理崩溃？有的可用金钱来摆平，而最主要的一条措施，就是维稳。说白了，维稳就是压制，是用暴力来压制老百姓的要求，最终制造出更多敌人。
这怎么谈得上是一种“模式”！“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是什么？讲得出来吗？
“中国模式”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又是什么呢？现在中国手上有大笔现金，能买别人手上的东西，能吸引投资者，把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带进来……但是中国能输出什么呢？
过去中国喊“和平掘起”，国际社会将信将疑，抱著一种姑且观之、姑且听之的态度；但是现在大家还信吗？就这几个月下来，中国将过去韬光养晦的形象 完全甩到一边，国际社会虽然也有他们的偏见和成见，但他们看到的中国，摆出的是一个狂妄、傲慢的暴发户兼复仇者的形象。现在自己国内的政治还没有理顺，没 有自己系统的管理经验，腰包鼓了就以爲腰杆硬了，就嚣张起来，要国际社会更公平地看待中国。
国际社会当然应该公平地看待中国，但是中国自己也要遵守国际文明规范。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在南韩天安舰被击沉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伊核与朝核问题上，中国都被批评为表现出霸道的作风。吹捧者会作鸟兽散，敌人却真实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回到习近平。习近平接掌中国，这艘“豪华游轮”要出事——这部分原因是胡锦涛的平庸怕出事、无能作爲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中国适逢国际战略结构发生巨变的时候，国内社会转型所必然造成的。
不过，中国内外交困的纷乱局面，折射出中国的多元政治特徵的萌芽。胡锦涛无能而治（不是无为而治）走到了尽头，要求新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形势下要有 新作为。不过，他究竟是举起民族主义旗帜，来凝聚、来激起民族情绪，走民粹道路，与西方抗衡，甚至利用这种情绪去打压不同的声音呢，还是认同国际社会基本 的价值观，滙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普世价值观”现在被说成是西方的东西，其实中国文明也是普世价值观的源头之一，在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思想传统中，可以找到自由、公平、民主的元 素，中国共産党也从来没有公开否认过这些价值，只不过从来没有实行而已。在中国落实民主法治，当然要带有中国特色，不能也不会跟美国、跟加拿大、跟韩国的 民主法治制度完全一样，但是中国特色绝不是抵挡普适价值观的藉口，也不是与普适价值观分庭抗礼的理由。
习近平迄今还在摇摆：他究竟会走向民族主义，还是会推动落实普适价值观？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言行中找到理由：他在南美对当地华人华侨谴责 西方“吃饱了饭没事干”，“对中国说三道四”；他在中央党校又讲“权为民所授”，我们可以看到他矛盾的心态。在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领导人的矛盾心态 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第一，习近平自己可能没有完全想清楚；第二，他处在複杂的政治环境中，他无法旗帜鲜明；第三，国际间的动荡，国内社会、政治形 势的变幻，都会使他的思考重心和权衡天平发生转换。
习近平是否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过去国力不强，作爲第三世界穷国的代言人，说话不响；现在中国是强国、大国，也被视为富国了，如果说“历史没 有终结”，那是因爲中国的体制还没有解决，行爲尚不可预测，国际社会当然担心，就像过去他们担心苏联一样。西方国家不一定会对中国形成围堵，但是一定会提 防甚至压制，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直至中国真正变成国际社会更文明、更积极的成员，而不是变成国际俱乐部的黑老大。
而中国国内社会已经撕裂得非常厉害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衝突加剧，恶势力正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羽毛丰满，不从根本上对体制动大手术，是无法平复 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对权贵阶层的仇恨和对抗的。共産党未来不管用怎样的手段，不同的声音和挑战必然越来越强大，维稳的成本将上升。眼下有很多精英分子已成 爲权贵阶层的一部分，但是仍然有很多有良知的精英分子，与民众结合，发出揭露权贵、要求变革的声音，儘管目前看，他们的声音微弱，处于边缘，但是任何社会 大变革的最强音，都是从边缘开始演变出来。
过去，人们拭目以待胡锦涛，迄今爲止，是失望；习近平会让人们再失望吗？这不以习近平的意志为转移。时势快到了！所以，我相信习近平将有作为。
法英美等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之后，中国的宣传忙于强调：利比亚的冲突是“内乱”，属于该国的内政；西方国家是为了石油，以人权之名干涉利比亚内政，不具有任何道义优势。双方是大流氓打小流氓。凤凰网甚至推出一篇“美利血仇对抗史：30年还是300年”，将美国与利比亚的仇恨上溯至18世纪末利比亚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其时并不强大的美国被迫与生活于今天利比亚土地上北非海盗签订的《的黎波里条约》，每年向缴纳贡金100万美元这一“旧恨”。
在残暴不讲理的独裁政权眼里，所有政权的行为都与它一样肮脏。中国与利比亚包括阿拉伯联盟、非洲联盟许多独裁国家的关系就建立在只讲利益、不讲任何人权、道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也只能按照这个模式去理解国际关系。这就是中国至今被国际社会轻视的真正原因。
卡扎菲挨揍，北京缘何心痛至此？更让人不解的是北京这么声嘶力竭地挺卡扎菲，老卡却给北京这位老朋友回敬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因利比亚“内乱” 撤离的中国企业遭到利比亚银行索赔数亿元。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与卡扎菲这俩老朋友之间最近到底咋啦？变脸了一轮又一轮，18日联合国就第1973号决议投票时，中国竟罕见地只投了弃权票而没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事过几天，中国却又出尔反尔，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强烈谴责西方空袭卡扎菲部队。
是什么让北京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纠结？
先说中国当局愿意承认的经济损失。由于中国声称不以人权等条件作为经济合作的考量，利比亚是中国非洲的投资重点。可见的数据是：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据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根据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统计，中国共有27个企业在利比亚的工地、营地遭遇抢劫和袭击，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如果需要赔付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因工程中止的索赔，中国在利比亚的损失将更大。
但让北京真正纠结的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严重后果。中国从来主张“主权高于人权”，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一国内部政治事务，并将国际社会促进中国人权的呼吁都看作是干涉内政甚至“妄图在中国策划颜色革命”。这次中国之所以没有动用否决权，还是出于利益考虑：提出动议让联合国讨论1973号决议的国家是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这两大联盟的国家大多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益关系，既是中国重要的资源供应国，也是中国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发祥地及传统市场，还是中国服装鞋类及电子产品等“中国制造”的重要出口国，其中不少国家还是中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人权议题的“盟友”。中国如果不给阿盟与非盟以面子，就会陷入彻底的孤立，因此这次只好捏着鼻子忍了，没敢使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此，这次谴责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时，也比当年谴责美国对伊拉克用兵少了一个理由，即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出兵”。
但利比亚局势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卡扎菲末路日近，让中国感到自己未使用否决权之举，是为自己的将来挖了个“陷阱”。因为蛇自己打的洞自己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自己的官员是如何对待国内人民的，抢地、夺房等不择手段地敛财及欺男霸女的坏事没少干。在突尼斯激起全民反抗的自焚案件中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起。在精神气质上，中共政权与卡扎菲、穆巴拉克完全属于同类，这也是中共与这些国家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这些被北京视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独裁政权，近些年来已经一个个相继垮台，如今只剩下金二等少数几国与北京形影相弔，让北京心里缺乏安全感，放眼长城内外，被“内敌”“外敌”重重包围。几乎每一个政治敏感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在当局眼中都成了民众借机对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之时。
其实，中共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在不值一驳。其间道理非常简单：人类的出现先于国家（政权），政权的产生，是生活于某块土地上的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用缴纳税收及让渡部分权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机构。象卡扎菲这种搜刮天下以自肥并残杀人民的暴君，早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北京之所以如此声嘶力竭地帮助卡扎菲造势，只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理解了北京的这种感情，就会知道为何卡菲挨揍，北京心痛的缘由所在。
原文地址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1/03/libya-gaddafi-beijing/
3月20日是海外网站宣布“第五轮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在北京等地仍然可见中国当局对茉莉花那种高度的体制性过度防 卫。这种反应让人深深感受到弥漫于中南海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北京当局对失去权力的深深担忧。官方对这种真幻参半的威胁之过度防卫，让人联想起243年 以前那起发生于清乾隆中叶的“叫魂”事件。两次事件中，涉及民众的情况全然不同，但社会状况与统治者的防卫动机、防卫特质却惊人地相似。
首先，两事件均发生于“盛世”，一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大皇帝乾隆治下之盛世，一是中共第四代胡温领导下的盛世；二是官 方对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方式惊人地相似，“叫魂”事件被乾隆视为事涉国家安全，认为在人与神灵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基础都构成威胁， 涉及谋反；如今这“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眼中也事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人士（当局认定他们与“茉莉花事件”有关）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读者也许会怀疑：乾隆盛世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如今历经数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底层革命，终于进入到由邓小平开创先河的“改革开放”时代，并与世界接了轨。政府还会只有乾隆那水平吗？切莫以为我是说笑，请看我一一比较。
一、案件的“生成”机制都是从上到下
“叫魂”案发生的1768年堪称长达百年的“康雍乾盛世”的顶峰时代。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从浙江德清开始， 最终发酵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此案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将这一案件发展成如此规模的不是别人，而是英明过人的乾隆皇帝。因为他相信妖术是谋反的烟 幕，是他将此案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逼迫各级官僚严查甚至罗织。当严刑逼供的人交待出的罪犯了无踪迹之时，乾隆在亲笔朱批中竟然认定“罪犯”改名 易姓藏匿踪迹，最后逼得官员只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百姓惶恐，游僧乞丐纷纷被拷伤杖毙——从孔飞力详尽梳理列陈的史料中，读者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在御批中 的暗示与苛责是如何将地方官吏置于失去官位的恐惧中，因而被迫将叫魂事件无限放大并抓捕无辜。在长达数月的各省搜捕当中，皇帝本人集首席原告、司法督察者 与检察官于一身，整个案子与其说是对犯罪案件的追查，还不如说是为迎合皇帝对失去权力的担忧而制造出来政治罪。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发端的2011年，也是历经邓、江、胡三代中共领导人营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报》与新 华社都如此概括），GDP总量已达世界第二。这年春天由突尼斯发端的“茉莉花革命”将中东北非的好几位独裁者赶下台，苦于专制独裁已久的中国难免人心思 动，从海外的推特中文圈里，由一位叫做“秘密树洞”的推友发出一条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终被北京当局发展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30多个大城市里清剿 茉莉花集会的准军事行动，政治局高层紧张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担心一朵“茉莉花”现身就导致乌纱堕地。政府传达指令时，因传达层级不同而口径大小 不一，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全国各地不少城市纷纷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对象的人无一漏网，知识界谈茉莉花色变，传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调“好一朵茉 莉花”竟成了敏感词——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一朵网上开放的“茉莉花”折腾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
在相隔243年的两个案子上，当政者都押上了本朝的政治尊严，投入了太多的政治压力与政治权威。
二、两大“盛世”的相同脆弱点：民生艰难
官史称乾隆盛世有如鲜花着锦般灿烂。但盛世之下的普通百姓却惶恐不安。《叫魂》如此描述这一时代：“从一个18世纪 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 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 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
官方宣传的“江胡盛世”我已经从多方面分析过。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来看，GDP总量第二似乎没给普罗大众带来什么好 处。农民们心惊胆战地度日，因为政府收回“官田”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拆村运动”正在中国近20个省份推进；城市人则担心政府做后台的拆迁队来拆房。只 要政府盯上一个人的土地住房，这个人就算浇上汽油烧死自己，官员也不会同情你。青年人想找个工作难上加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却有可能得上职业病（共 有二亿职业病患者）；物价越来越贵，一套房子就榨干不少家庭的钱袋，不少成年儿女只好成为没出息的“啃老族”。即使年青女子想从事娼妓行业，也因过度竞争 难以养家糊口，弄不好还染上一身脏病。虽说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平民百姓只感到过日子越来越难。口袋里刚有几个钱，看病、上学、买房给掏得光光 的，死了买块坟地也难。
孔飞力对乾隆时代的概述“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 不见的趋势的威胁”，用来描述今天亦很贴切。我曾在推上发过这段话，希望推友猜猜说的是哪个时代的中国，90%认为与今天中国很相似。只是与乾隆时期相 比，今天的中国人还多了一系列以前没有的问题：如苏丹红咸蛋、三聚氰氨奶、瘦肉精猪肉、农药蔬菜、翻新陈米、香精茶叶、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 甲醇酒、硫磺馒头、灌水猪肉、潲水油，还有每年发生的各种地质灾害。连喝口干净水也变得异常困难，河水井水尽皆污染。
前后相隔两百多年，但都有相同的问题：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而言人口过剩，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在这个社 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 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三、滥用政治罪名也无法解决社会危机
这种社会的特征可被定义为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这种社会的特点是：社会问题已经无法通 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在乾隆时期那个农业社会，以及今天这个“后发展型工业社会”，这种“损失分摊”并无区别，都是一个极为严酷 的过程，支撑上层奢侈生活的方式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过度掠夺——今天的掠夺已经到掠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土地住房，这说明上层掠夺已经不止于当年生产的社会 剩余。这种掠夺过程造就大量的社会底层与边缘化人士。这些毫无前途的社会底层既然没法通过正常的竞争管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只有仇官仇富，包括仇恨成功 人士，最后无法避免地走上造反与革命之途。清乾隆及当今的执政者出于失去统治权力的恐惧感，都加大对社会管制的力度。区别在于，乾隆时期这种社会管制是阶 段性的，往往伴随着对外的军事失败与信心受挫而来，离其最后覆亡还差一个半世纪；当今中国统治者的信心建立在发展经济之上，无论是其统治合法性还是内部等 级分肥制以及维稳的高额费用都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财政收入枯竭，所有问题将同时并发，形成难以收拾之局。
这两个“盛世”都禁言国家祸福。《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记载，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 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以此‘惑众’”。到了乾隆统治中期，皇帝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 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皇帝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其中的“割辫子”这一牵涉到满洲统治者最敏感的发式问题 被皇帝无穷地放大为政治问题。
今天的中国政府仍然将信息看作一种权力与力量，并与国家安全有关。当政者顽固地认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 息流动的精密掌控，只是禁言的范围更大、更随心所欲，几乎所有被视为有“负面”影响的信息都在被控制之列。即使在信息流通非常即时与快捷的互联网时代，中 国政府仍然顽强地管制言论，坚持修筑网络长城，并与一切先进的传播技术做永不休止的斗争，还想将这种管制扩及境外。2月17日有关“中国茉莉花集会”的消 息传播开之后，中国当局的做法与当年乾隆皇帝的做法本质上毫无区别。他们对“茉莉花”敏感到什么程度？除了大量抓人之外，神经崩紧到可笑的程度。以一位推 友的真实经历为例：“前天吧（3月中旬），转了则笑话，说一狗对某种花过敏，一说就咬人，居然遭XX宫派出所质询，半夜了，一定要让我走一趟，到派出所做 笔录，为什么发这则博文，有什么想法，我说这不就一笑话么，能有什么想法，你们有什么权力为这点小事找麻烦？他们说是上面安排的任务，都敏感到什么份上 了，纯扯淡，上面是谁？”
可以说，乾隆皇帝与今天中共高层处理这两次事件都源自于深层焦虑的政治恐慌感，相隔两百多年的两个王朝属于同类，都 是在“盛世”的堂皇外表下遮蔽着诸多社会矛盾，因而两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被亦真亦幻的不安定因素深深困扰，都认为用政治罪指控是消灭不安定因素的最佳机 会——乾隆想利用“叫魂”案，今天中国最高当局则想用“茉莉花案”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两次受打击的目标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叫魂”案件中受到伤害的是下 层社会的边缘人士，如流浪汉、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于途的各色人等（人口过剩所造成）。目前受到伤害的人也是处于社会边缘人士，即因各种 社会伤害而走上异议之途的人，包括部分本来并未边缘化但却因良心而持异议的人士。
但这两个被统治者生造出来的案子能够被利用到什么程度，其间却有很大区别。乾隆在这条路上只走了一年不到。乾隆皇帝 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 害。”最终官方以一纸不光彩的结束令，默认了造成集体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让皇帝体面下台的是军机处一群老练的高层官员，今天中国民间熟知的刘 罗锅的父亲刘统勋。
今天的中国没有皇帝这样一位与国同休的最后责任人，集体领导意味着集体无责任。等级共享的分肥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固化 状态，使所有参与分肥的官吏都只想拼命保持自己分肥的资格，这种情况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愿意对上级说出不同意见。因而这个“茉莉花案”只能等待“上面”叫 停。而“上面”叫停则需要等待其危机感消失。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今统治者面临这样的困顿之局：所有的社会仇恨与危机都是各级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只要 他们不停止其掠夺行为，危机就没有淡化下去的时候，统治者危机感自然也不会消失。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时隔两百多年，在物质文明上我们中国人总算搭上了世界进步的便车，与时俱进了。但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统治者的治人之术到底比243年前进了多少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著，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Winner of the 1990 Josep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35
为数不少的网友向我抱怨：身边的人只关心个人的经济收入，根本不关心民主。于是有的就带点期待地问：是不是经济停滞发展了，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甚至垮掉了，民主就有希望了？
这 问题相当普遍，可每一次听到我都很警觉，也很矛盾，不知道如何回答。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且不说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后进 民主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由经济问题（危机）引发的，就拿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来说，当初促成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也都是经济问题，更具体一点说 就是统治者日子不好过，要增加税收（英国与法国王室征税，美国是印花税），结果激起了老百姓和新兴阶层的不满，起而推翻旧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民 主制国家。
如 果英、法、美当时经济都不错，英法的国王都不缺钱花，英国王室也不同美国人在印花税上较劲，民主制度会在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却可以得 出结论：“老百姓”最终是因经济利益受损从而站出来要求自由（免于盘剥与恐怖的自由）、追求法治与公平正义（用宪法对付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的（最终由 大家说了算）。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高速发展，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虽然不同步也不成比例），加上利益集团长期以来刻意把“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对立起来的愚民宣传，就不难理解，那种“中国人吃饱喝足就满足了”的论调是偏颇与站不住脚的。
作为一名从穷困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我关注民生甚至超过民主，只是越来越发现，这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多远，很可能会车毁人亡。
有 一种很好笑的论调，说什么检查了台湾与南韩的发展情况，发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是威权时代，民主到来后经济发展反而缓慢了。他们不动脑筋想一下，如果这 两个地区没有实行民主，经济高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财富、智慧与不公、民怨等等可能早就让他们完蛋了，还能到今天吗？总不能说，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是专制 制度下创立的，就得出我们应该停留在秦始皇时代，你的姐姐妹妹就只配去哭长城了？
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上，我的观点是：我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出问题，经济出问题，苦的还是老百姓，中国人穷苦得够久了，富裕一次不容易，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甚至再高速发展30年， 我不但双手甚至连双脚都举起来赞成。然而，我的希望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历史的发展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可社会矛盾与积累 的问题却越来越吓人。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持续，当我们有智慧把制度问题解决了，经济发展即便停滞甚至倒退了，顶多选举换一个领导人，否则，经济发展一旦 停滞，或者出现危机，很可能历史会重演，有些人要换脑袋。
我 个人支持民生与民主两不误，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地方，在一个洗脑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不是少数而是 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因经济引起了混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专制，长期的混乱很可能接踵而至。这都是任何人都不愿 意看到的。
好 在除了理论之外，我们也不乏一些特殊的实例，还正好都在我们身边，一个是南韩，一个是中国的台湾。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苏联东欧也属于这类。他们都不是因为 “经济危机”而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实习了一种有别于英美法三国的新路子。苏联东欧在经济并没有大乱子，韩国台湾在经济很不错的时候，和平地完成了民主转 型。
下面再简单说一下暴力流血与民主的关系，这个与经济问题异曲同工，都是我个人不一定拿得准，一直以来困扰我的，我愿意提出来和大家商榷，听取各位的高见。
如 果检视一下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伴随民主制度建立的流血越来越少。让人难堪的是，英、美、法的专家学者是最主张和平转型的，可 恰恰是这三个“原生民主”国家的诞生，几乎都伴随着巨大的暴力于与流血。法国大革命不用说，英国也杀了不少人，连国王都被砍掉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一场 建立民主制度的暴力斗争。到二战时期地球上有30个左右的民主国家，主要的都是靠暴力流血建立起来的。二战后建立的一批民主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等，不能不说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民主国家从30个左右上升到100多 个，大多国家的民主转型中出现的暴力越来越少，流血越来越少，到了苏联东欧，只有少数如罗马利亚发生了革命；到了韩国与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国家，用以前 “流血”的标准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和平的转型。如果我们不那么妄自菲薄的话，甚至可以说，二战后兴起的民主国家转型模式已经取代美英法等老牌民主国家，给 我们立下了新的榜样。在实现民主的路径上，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全盘西化”的，抛弃了当初这些国家使用的暴力，就是最成功的特色。
为 什么暴力流血与民主从当初的不可分割发展到今天的渐行渐远？除了世界越来越和平这个大趋势之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生民主国家确立的那种制度，让民 众都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加上自由、人权与法治等普适价值在世界各国的广泛推广。你设想一下，在原生民主国家如英、法、美当时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不 但没有先例，而且没有人可以说服别人“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民主国家啊。所以，你要想真正说服统治者放弃手中掌握的绝对权力，光靠说理 或者博弈都力有不逮，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民主。
我 们大清帝国当时也差不多，虽然已经有英、美、欧洲等民主国家存在了，但他们本身的民主制度也不完善，大清派出去考察的人也不多，更没多少影响力，加上帝国 主义老欺负咱们天朝，结果弄得大清帝国慈禧之流的实行君主立宪完全是敷衍了事，后来是悔之晚矣……不久前我接待一位纽约回来的华侨，他说，他家附近拐角处 有好几个华人开的小卖部，店主都姓“爱新觉罗”。呜呼哀哉，如果清朝慈禧与皇帝老儿们知道实行宪政民主很可能让他们像日本皇室那样生活得有尊严，不必背井 离乡，要到纽约去开小商店，弄得到今天连满族语言都快要灭种了，他们当初一定会改弦易辙吧？
在 “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成为常识，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就成了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那些反对民主的力量当然很强大也很邪恶，但已经不可能“理直气壮”到残忍 和不择手段了。二战后有那么多民主国家在和平中诞生也说明问题，大家可回顾一下，当时的统治者其实都仍然握有绝对的权力，枪杆子也在他们手里，但在各种力 量的博弈下，尤其是觉醒的民众与奋起的精英们的抗争下，包括统治者内部不愿意再折腾老百姓的良心人士，所有的非民主国家都显得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个强 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没有任何抵抗下，就被彻底瓦解了。苏联并不是特例，再强大的专制，有一天也会走相同的道路。
我 反对暴力，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历史和我的喜欢不喜欢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我们这种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也不会去阻挡历史的车轮。历史不能选择，我个人 却有选择，我认为暴力流血在中国这块地上一旦发生，正如袁伟时老师所讲，动荡不稳至少要持续几十年，受苦受难的，还是平头百姓……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妇 人之仁，遭受几十年苦难如果能换来民主转型，有何不可？
问题在于：谁说暴力流血与遭受苦难就能换来民主转型？同那个经济问题一样：谁说经济发生危机，老百姓日子过苦了，中国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变？
说 到对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建设的渴望，我非常理解一些朋友的急切心情，其实我比你更急，但急得想经济发展出问题，急得想走暴力之路，我就不能认同了。民主的 最大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裕与安稳的日子，现在去追求民主而寄望于经济失败与暴力发生，恐怕得不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吧？要知道，民主可是大多数人的事， 不是用前枪杆子夺取政权，或者换一个仁慈的统治者那么简单。
当 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等待，对于那些急不可待的民主追求者，应该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各个领域，该维权的维权，该做学问的做学问，该讲故事的讲故事，该…… 直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真正意识到民主也是他们的事，民主和民生密不可分的时候，博弈才会能成为可能，一场不流血的民主转型才会悄然来到——
我有一个梦，当民主到来的时候，没有经济崩溃，没有暴力流血，大家在自由和法治的社会里安居乐业……
杨恒均 2010/11/25 北京
那天，國安的人找上門來，第一句話就說，不要共產黨黨政，誰來黨政？其實這個問題我還真不會答，因為誰黨政都一樣。權力就像一隻超人與怪獸的結合體，擁有超強的POWER，同時也擁有超大的破壞力，他們的剛剛的那個問題就等於問我們不擁有這個怪獸，誰來擁有？
誠然，他們這個態度與立場是對的，畢竟誰擁有都一樣，那他們爲什麽要拱手相讓？正所謂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搶人權力，那就更如滅人全家了，難怪現在共匪們每年都要投放那麼多的維穩經費了，他們怕的就是手中的怪獸被搶走。
而我個人認為，茉莉花的目的并不在於是否要將怪獸從共黨手中搶走，因為很容易又會被另外的人掌控，就如當年共匪從老蔣那搶來了怪獸，結果怪獸的破壞力比在老蔣手中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因此我們的重點應該是如何設計一個籠子來將這個怪獸關起來，而這個籠子又應該多大才能讓它的能力發揮最大又讓它的破壞力減到最低程度。
怎样告诉老百姓，他们需要民主？
这是一个大学一年级海外留学生问我的问题。
1、不必主动告诉老百姓他们需要民主。
老百姓很可能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说明他们不反民主，不支持专制，他们不是民主的对立面，没必要说服他们。在不民主 的状态下，老百姓知不知道民主的好处，会不会行使民主权利，无所谓。知识分子只需要向当下对政治有兴趣的人解释或者讨论民主。民主化之后，关心政治能影响 自身利益，那时候老百姓才有兴趣学习民主，他们会在实践中逐步掌握民主技能。
2、呼吁民主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政治即公共治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政治进步能普惠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努力者个人的付出可能远大于收获，所以投身于争取民主的 行列，不仅需要奉献精神，还要具备衣食无忧的物质条件，以及量力而行的心态。公共知识分子有才傍身，不忧衣食住行，只求立言立德，呼吁民主责无旁贷。
3、应该向专制维护者呼吁民主。
官员、媒体工作者、公务员，还有军警宪特加城管、国保，他们既可以为维护专制体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也可以亲自出力打击争取民主的力量。向他们宣 传民主的优越性，才有效力。专制的受害者不仅有老百姓，也包括这些为专制体制尽心尽力的人。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不是专制的受害者，前人吊南唐李后主：作个 词人真绝代，可怜生在帝王家。英国光荣革命后期没人愿当国王，只好请个荷兰人当国王，荷兰人则请法国人当国王，法国人自己干脆没有国王。（有人说长期来 看，我们都死了。我说短期来看，杀人越货来钱最快。）
4、为专制辩护好比寡妇叫床。
自认为享受着专制好处的人，绝不会与外人分享专制秘诀和感受。无权者为专制辩护，好比寡妇叫床。寡妇叫床是一种心理疗法，自我安慰，简称自慰。专制 制度一天也离不开暴力维持，辩护的影响力小到忽略不计。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拥有决策权的人占极少数，愿意为维护专制牺牲私利的力量天然不足，而窥探专制暴利 的野心家络绎不绝，所以专制社会先天不稳。
5、民主让思想变得有意义。
民主制度下的苏格拉底批评古希腊民主，无论其正确还是错误，既然成为千古名篇，说明苏格拉底的思想是有意义的。所谓专制，就是不让老百姓参与公共事 物决策。在没有权利的情况下反对民主，就像跟影子决斗，毫无意义。在民主之前，除了争取民主之外，任何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政府决策）都是 白搭。
6、民主的好处无处不在。
民主制度下，没有不经纳税人同意的税收，没有不经消费者同意的垄断，没有不经公民同意的法律，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党和人群。民主最明显的好处是 让你我日常牢骚变得有效力，而不是“算个屁”。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视人民的牢骚为仇寇，避之则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牢骚决定政客的政治生命，政客恨 不能变成六耳猢狲。
7、民主才能活得精彩。
在专制制度下，除了不服从之外，人与禽畜和螺丝钉无异，都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即奴隶，经典句式为“(我们)为xx而xx”。民主能让每个人的喜 怒哀乐变得有独立的意义，各自为自己生活，每个人做自己的主人，经典句式为“我们要XX”。作为工具的人，活着就是活着。作为独立的人，才能各自各精彩。
8、专制必定向民主转型。
专制制度不仅长期存在，从历史上看，相比之民主，专制更像是社会常态。因为历史上的人，远不如现代人那么了解历史的长度、深度和广度。人们在资讯不 足的情况下，难免作出次优的选择，现代人看来属于短期行为的选择，比如被皇帝诛杀的功臣，被部下暗杀的将领，子孙被屠戮的帝王。专制社会是每个社会成员短 期行为的集合，而民主社会是每个人最优选择的集合，所以在资讯足够流畅的社会，专制必定向民主转型。
清水飞扬 